朱邦芬院士：服从领导、迷信权威，阻碍中国出现第二个杨振宁

作者|章剑锋

视频剪辑|王络、焦子琳

视频拍摄|王峥、栾正曦

出品|网易科技《科学大师》栏目

杨振宁先生今年100周岁，归根中国20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事业，带着对杨先生近况的关心，网易新闻《科学大师》栏目邀请到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先生，为我们介绍百岁杨振宁先生的状况，并且由杨先生所倾心投入的育才事业说开来，回顾他们在清华的教育实践和顶尖人才的培养问题。

朱邦芬院士曾是杨振宁先生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同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院士的学生和长期合作者，他与黄昆先生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的理论，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黄朱模型”。2000年，他由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调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该中心由杨振宁先生一手创建，从那时候开始，朱邦芬待杨先生亦师亦友，共同探索和求解中国顶尖人才队伍的培养。

朱邦芬直言，目前我们国内一流的大师太少了，而仅仅依靠从国外引进杰出人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给予年轻人良好的成长环境，科研工作者要像杨先生那样怀抱雄心壮志，要将国家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视为己任，而不能追求当院士做大官，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学事业才有希望，才有未来。

2004年，朱邦芬主持杨振宁与学生面对面活动。/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采访实录：

上篇：

相当多的大牌教授忙着自己的事业，不愿沉下来给学生上课，杨振宁以实际行动给他们上了一课

1，100岁杨振宁，身体状况非常好

《科学大师》：今年是杨振宁先生100周岁，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杨先生近况怎么样，您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朱邦芬：杨先生身体非常好！我觉得比去年9月22号清华大学庆祝他100岁寿辰召开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身体状况还要好。去年庆祝活动，杨先生实际上是从医院里出来，开完会后，他马上又回到医院，当时虽然他的思路极其清晰，但身体不太好。

杨先生最近几年几次住院，特别是2019年底摔了一跤，造成骨裂，在301医院住院，加上新冠疫情影响，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一次因头晕又住院85天，7月中旬刚刚出来，我看他调理得挺好，讲话中气很足，精神也很好。

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杨先生很多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比如与人谈话超过一个小时，翁帆一定要终止了。这次杨先生出院后，我有事找杨先生，聊了两个半小时，我发现他精神还挺好。

新冠疫情起来后，杨先生见外人见得少了，在外面吃饭也少多了。原先杨先生翁帆经常和我们一起吃饭，现在好久好久没跟杨先生一起吃饭了，我只是偶尔去他家看一看。前一段时间，我正好与同事编一本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的文集。我把这本书的电子文本给杨先生审看，大概有100多张照片，请杨先生审看了一遍，杨先生一边看照片，一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照片后面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从一个晚辈的角度来讲，我是非常佩服杨先生的，不服不行。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他的思路很清晰，包括他讲话，给他记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像去年9月22号，他在祝寿会现场的那次讲话，他是没有发言稿的，就这么口头讲，他平时做报告也是这样。我觉得他没有废话，而且很简洁，而我讲话还有很多嗯嗯啊啊之类的语气词，说明思路不够清晰，不够连贯，杨先生不是这样，思路非常清晰，头脑非常活跃。

《科学大师》：去年寿辰的庆祝活动，我们看到翁帆搀着杨先生出场，今年则有一段视频在朋友圈传播，是杨先生和翁帆与一众人同席吃饭，翁帆也陪同在侧，多年来外界对他们的生活有各种议论，您是他们的朋友，可以讲讲您的所见所闻么？

朱邦芬：疫情之前，我和我爱人，经常跟杨先生跟翁帆一起吃饭，大多数时候是他们请我们，有时候我们回请，总的来讲，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是有很多共同语言，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翁帆对杨先生的生活，在很多事情上考虑得比较仔细，很为杨先生着想，我认为这对杨先生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和翁帆一起生活，他们互相能够谈很多事情，虽然不会谈物理，但在建筑艺术、审美艺术方面，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也常一块参观博物馆。

他们生活中有一项共同的爱好，就是杨先生喜欢自己剪制视频，把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场景、或者遇到的风景和人物拍下来，自己制作小视频。杨先生曾给我的小孙子做过一个2分钟的小视频。杨先生亲自拍摄，亲自制作，片头写着杨翁Studio制作，这能看出他们生活情趣。

一般外面的人都觉得两个人年龄太悬殊，这可以理解，但我觉得，不了解事情原委的外人，不要妄加评论。

《科学大师》：我看这本书里头（《杨振宁传》）写到他们刚开始在一块的时候，杨先生说：现在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拉着她的手，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安全感。事实上对于我整个人生观，都因为翁帆的到来有了一个转变，您能理解他说的这个话么？

朱邦芬：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杜致礼去世以后，他的那种孤独感觉，有了翁帆以后，就有了精神上的一种安慰，这对一个人很重要，尤其像杨先生的性格：他不太喜欢一直一个人独处。

我记得杨先生回到清华还没和翁帆结婚前，我几次去他的家——“归根居”，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杨先生太孤单了！他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杨先生喜欢和人谈话，喜欢交朋友。他曾经说过，如果他不找翁帆，也会另外再找个伴侣。

杨振宁在家中。/受访者供图

二，杨振宁先生是那种没有怪癖的天才

《科学大师》：您跟杨先生接触交往20多年，又是一起共事，你们会聊一些什么话题呢？

朱邦芬：我们聊天不限范围，聊的内容很多很广，但是我想聊的最多的还是物理学，物理学史、物理学家，另外，因为杨先生对数学也很熟，跟数学家的关系也非常好，所以还经常涉及到很多数学家的事情，最近聊的比较多的是科学史和科学家。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所熟悉的几位中国物理学大师”。对每位大师我都想用两个字来形容，其他几位都比较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杨先生到底用一个什么词，我觉得有点难，后来想了想，最后用了“率真”两个字。

他虽然是一位高龄的大物理学家，但他的思想方法，他的风格，很多方面都是有点像小孩子，发现一个美的东西，有什么新发现，他就非常高兴。

另外，他为人比较直截了当，比较坦率，不会拐弯抹角，对很多事情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当然在措辞上也许会琢磨一下，但总的来讲不是那种说话使人云里雾里弄不清楚的风格。

《科学大师》：你们之间相处的模式是什么样的？你们在谈论一些话题的时候会有争论么？

朱邦芬：我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时，跟黄昆先生在一个办公室。黄昆先生（著名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是杨振宁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同学，他们关系非常要好。我跟黄昆一起合作研究了15年。2000年1月份，我正式调到了清华大学，那时候杨先生虽然还没有全职回国，但在清华已经筹建了高等研究中心，需要研究人员。我就在杨先生担任名誉主任的高等研究中心工作，是他们正式招聘的第一个教授。

我跟黄昆先生共事的时候，可以讲是无话不谈，很多事情可以随便讲，无拘无束，有时候还有点没大没小。我们每个工作日都是以讨论开始，还经常会有很多辩论，因为研究工作中经常会有不同的观点，两个人经常夹缠不清。

我跟杨先生交流，很少跟他辩论，因为我们没有合作研究过。但是在其他许多事有不同意见时，我当然可以大胆讲出我的看法。

其实正常的师生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然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特点，总是碍于师道尊严，觉得学生如果向老师发表不同的看法，甚至去质疑老师，总归不太好。万一搞得老师下不来台就更不好了。但是，我认为在做学问上面，应该是大家能够敞开来讨论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把事情讨论得比较透彻。

杨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认为和同学之间讨论问题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学生跟老师交流一般很少追问深究，学生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了一下，学生就不会再继续追下去。我当过老师也当过学生，很知道这个情况。然而同学之间讨论问题，互相之间常常是不买账的，经常会相互辩难追问，这对于做学问，其实非常重要。很多事情需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才能够真正的有体悟，才有比较深入的想法，甚至会产生一些新的思想。

《科学大师》：一般来说，名气大的地位高的人，脾气也大，像杨先生这样的顶尖人物，他身边的人会不会怕他怵他？他会有生气的时候么？

朱邦芬：就我接触而言，像黄昆先生，在中科院半导体所里大多数人有点怕他，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威严，跟他不太熟的人，有时候会觉得他不太容易接近。

而这种感觉，在杨振宁先生身上没有，我觉得他是很容易接近的那种类型，比较的平易近人，他性格非常好。当然，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也会生气，但不高兴的事情他一般也很少表露出来，他是很有涵养的。

另外，我觉得杨先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比较宽容和人情味的一面。

比如2000年，有一次，杨先生请我和我太太吃饭。我们是坐他的车去的，到了目的地，杨先生先下车给我太太开车门。吃完饭后又送我们到家，又是他下车给我太太开车门。讲起来他是我们老师辈，地位又那么高，而我太太是个普通人。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他尊重妇女，有点西方绅士的风格，另一方面，我觉得他确实是有平等待人的这么一种风范。

《科学大师》：古今中外，天才一般都会有各种类型，甚至不乏那种稀奇古怪的，在您眼里，杨先生是哪一种类型？

朱邦芬：黄昆跟我有一次也谈过，他在英国读博士研究生，做博士后，好几位同事和同学后来拿了诺贝尔物理奖，包括他的导师莫特、玻恩，后来都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他觉得那些人不是天才，杨振宁是天才，他唯独佩服杨振宁。

黄昆说杨振宁是最正常的天才。很多天才都有怪脾气，杨振宁是没有什么怪癖的。我很同意黄昆先生对杨先生的评价。不光是怪脾气，很多天才的人际关系不是太好，很多人的情商实际上不是太高。

杨先生曾经就评论过很多大物理学家，比如当时跟他年纪差不多，或者稍微比他年长一点的，像泡利、奥本海默、费曼，托马斯.库恩，像他的博士导师泰勒等等，他说这些人当然都是很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但是这些人往往是比较aggressive，有点侵略性的，咄咄逼人的，而且他还用了一个词叫oneupmanship，就是说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有时会不择手段，他们的为人他是不赞成的。

另一方面他特别喜欢的是，他的另一位博士导师费米，他觉得费米永远可靠；他也欣赏他的合作者米尔斯，国内的周光召（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他觉得这些人都有一种儒家的君子性格，我想杨振宁自己当然也属于这种。

2000年，黄昆（左）、杨振宁（中）和朱邦芬（右）三人合影。/受访者供图

三，亲自给本科生上课，杨振宁喜欢做很多大牌教授不肯做的事

《科学大师》：说说杨先生在清华做的事吧，我知道你们都很重视人才培养、学生教育的问题。

朱邦芬：我2000年到高等研究中心（杨振宁先生亲自筹建），那时候杨先生还没有全职回来，本来他计划1999年从石溪分校退休后就定居清华任教，但因夫人杜致礼生病需要在美国治疗，一直到2003年他才正式全职回来。2003年4月，我开始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我有很多事情需要麻烦杨先生，需要他来帮我忙。比如2004年秋季学期，我请杨先生来帮忙上课，因为当时有些物理系老师，特别是一些大牌的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我就请杨先生给清华物理系大一学生讲了一学期的本科生课程。

后来，我还请杨先生多次跟我们本科生交流。如“与大师面对面”交谈的系列活动，一般由杨先生先讲半个小时到三刻钟，然后学生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问他。他很乐意来，而且跟学生交流，一口气就交流好几个小时，比如谈谈学生到底怎么选择将来的发展方向，怎么求学，怎么做研究等等，从他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来跟同学做分享。

《科学大师》：杨先生在清华给大一学生上课这个事，在圈内有口碑，比如何祚庥院士就跟我讲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杨先生回归清华后的诸多贡献里面也排得上。

朱邦芬：我们系有些老师科研做得很好，但他们不愿意上本科生的课，主要原因就是太忙了。比如有一位院士，他的会议和社会活动很多，一旦给本科生上课，一个礼拜两次，每次两节课，那就动不了了，各种各样的科研活动和会议就参加不了，所以很多大牌的老师不是太愿意给本科生上课，研究生课他们觉得还可以，因为比较灵活，也可以调时间，本科生课程你是没法调的，必须学校批准，这个很难。

杨先生这样一个大科学家，能上大一最基础的普通物理课，我想这确实对我们老师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到底科研跟教学哪个是你的基本职责。我想这对于推动我们物理系的老师，甚至清华大学和全国高校的一些大牌教授给本科学生上课是起了作用的。

《科学大师》：为什么会出现大牌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的现象，老师给学生上课，这不是本职工作么？

朱邦芬：因为大学老师的科研任务很重要，你要提职，你要获奖，主要是靠科研成果，但是我认为大学的科研跟在科学院做科研有所不同，在科学院做科研相对比较纯粹，但在大学你就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成长，科研要有利于学生成长，而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大学教师第一位的任务还是要培养学生，科研也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这个关系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一些老师是不清楚的，因为考核都是看科研，教学你只要完成课时就够了，但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尽了多少心力，有没有应付，外人是不知道的。此外，许多研究做得好的老师还觉得，一星期两次上课，课前需要备课，课后需要给学生答疑，期中期末又需要出考题改考卷，思路常常会被打断，时间也碎片化了，不利于集中精力和时间攻克一个科研难关。

总的来讲，即使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很多大牌的教授真正自始至终给本科生上一门课的还不是很多，有的人就是上一门导论，本人就讲了第一节第二节，下面就让他的助手代讲，说起来他也讲“我是上了课的”，但这显然跟真正意义上的上课还是不一样的。只上一两次课，很难对学生的思维风格产生较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想说，很多大牌教授为什么大牌，是因为研究做得好，所以这些大牌教授一般学校不太敢得罪，比如严格考量说，“你应该上64学时课，你没有完成任务”，学校不会这样的，对这些人一般是比较迁就的，实际上学校也要仰仗这些人，因为学校的评估指标里面很多是科研指标：得了多少奖，高被引论文有多少篇，国家奖有多少个，经费申请到多少，这些很多都得靠大牌教授。

《科学大师》：那我们学生岂不是很亏么？

朱邦芬：学生，尤其是本科阶段的学生，很多新生会觉得反差很大。他们觉得自己的中学老师讲课讲得很精彩，怎么反而一到大学来，老师讲课反而讲得不怎么样。当然，一方面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讲课的节奏完全不一样，大学讲的飞快，一堂课下来有很多新内容，中学可以反复讲一个知识点；另一方面我想也是因为中学老师基本是以教学为主，一般不做科研，大学老师分心的事情很多，教学只是他的一部分工作。

现实如此，我想也不能完全指望老师来解决问题。有一点很重要，我反复强调，真正杰出的人才不是靠老师在课堂上教出来的，课堂上老师只是给你引路，帮你整理一下思路，给你一个启示，你真的想要获取知识，不是光听听课就可以的，需要你自己下来以后反复地思考、琢磨，就是学生的自己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自主研究的能力非常的重要。

2021年11月，杨振宁与部分清华物理学堂班学生合影。/受访者供图

下篇：杨振宁带来的启示：我们教育还有太多短板，真正的顶尖人才不是教出来的

4，如果不给学生创造好的成长环境，他们就不可能成为最顶尖的人才

《科学大师》：怎么看当下我们大学生的自主研究能力，他们的这种能力究竟怎么样？

朱邦芬：我觉得当今的学生比我那一代人要强，他们的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候不知要好多少，经过了各种训练，特别是做题能力，讲到做题我是根本做不过学生的，但是当代学生的不足就是自主学习、自主研究能力比较差。

他们从娃娃开始，一天的时间，家长老师全给你排满，你这个小时听什么做什么，下个小时又应该做什么，回到家就做题做作业，做到很晚很晚，所以他们没有一个自主思考的空间，没有一个胡思乱想的空间。他们的学习很大程度是被动的学习不是主动的学习。

所以，中国很多学生考试很厉害，因为他们很勤奋，什么题型都做过，但是要他自己去原创性地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别人没做过的问题，这类问题有没有答案，事先并不知道，解决后将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这方面就比较欠缺。目前为什么我们最顶尖的人才，跟美国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我想主要在这方面有差距。